當科學遇到利益并受利益的主導時，科學發現真理、造福社會的功能就會大打折扣，甚至走向反面。

　　長期以來，科學被賦予了不可抗拒的真理地位。正如上帝不會直接與信徒溝通，科學也不會自己發言，科學話語的權力掌握在科學家手中。當科學界對某個議題有爭論時，就會有人祭出“主流科學家”的說法，搶占話語權。

　　在現實中，科學家也是具體的人，擺脫不了與利益的糾葛。我們沒有理由假定科學家，哪怕是“主流科學家”都是圣徒，也沒有理由確信科學只被用來造福社會。這與尊重科學和科學精神一點也不矛盾。

　　科學家與利益集團

　　種族主義對于人類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但不能否認，有人為種族主義找到了科學依據，其中優生學、遺傳學等領域的研究就扮演了積極角色，以至于二戰后的一段時間里，優生學、遺傳學在某些國家被定性為“納粹科學”而禁止。雖然可以說優生學、遺傳學本身是無辜的，但相關的科學工作者并不無辜。

　　利益集團為了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而濫用科學的現象，在納粹之后就消失了嗎？在我看來，它并沒有消失，只不過利益集團的性質有了改變。先來看一個有名的案例。

　　美國化學家、結構生物學家萊納斯·卡爾·鮑林(Linus Carl Pauling，1901~1994)于1954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6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諾貝爾獎歷史上，兩次獲獎只有4人，而且其他3位都有與他人分享的情況，唯獨鮑林是獨自一人兩次獲獎。因此，鮑林在科學界的聲望如日中天。然而鮑林的后半生卻飽受爭議，因為他晚年大力鼓吹維生素C。

　　1970年，鮑林出版《維生素C與普通感冒》一書，認為每天大劑量服用維生素C可以預防感冒。1979年，鮑林與外科醫生卡梅倫合作出版《維生素C與癌癥》一書，稱每天大劑量服用維生素C對治療癌癥有效。1985年，鮑林又出版《這樣才能長壽與健康》一書，繼續鼓吹維生素C。1992年，還與他人一起發表論文宣稱維生素C可以治療心臟和血管的各種病癥。

　　我們如何理解鮑林幾十年內不遺余力地支持大劑量服用維生素C？換一個角度也許能讓我們看到一些其他的內容。1933年，瑞士化學家賴希施泰因最早實現人工合成維生素C，1934年羅氏制藥購買了這項專利。但是，維生素C的大規模生產和銷售直到《維生素C與普通感冒》一書暢銷才出現，維生素C的價格迅速上升，從1973年每公斤4美元上漲到1993年的每公斤18美元。生產維生素C最大的壟斷企業就是羅氏制藥。作為回報，羅氏制藥每年向鮑林的私人研究所捐贈一筆資金。

　　1994年，鮑林去世，醫藥利益集團便與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游說國會，希望將維生素等營養劑劃為處方藥。我們看到一個滑稽的現象，當初鮑林大肆鼓吹維生素C的療效時，醫藥利益集團希望把維生素C作為保健品，因而可以大量銷售；在鮑林去世后，由于失去了強大的權威支撐，醫藥利益集團就想要把維生素C列為處方藥。

　　維生素C沒有成為處方藥，由于不再需要顧忌鮑林的聲望，美國政府開始運用反托拉斯法對付操縱維生素C價格的“卡特爾”。維生素C的價格跌到每公斤2美元多，羅氏制藥也賣掉了維生素C生產線。關于維生素C神奇功效的宣傳如今也煙消云散了。

　　世人對鮑林的蓋棺論定是：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化學家之一，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之一。這樣的成就是不是足以稱為“主流科學家”呢？那他與醫藥利益集團的關系是不是純粹的科學問題呢？

　　轉基因利益集團浮出水面

　　當老問題還沒有走遠，新一波科學與利益集團的緊密結合又開始了，這便是以轉基因科研工作者與大型企業的聯姻。

　　科學在轉基因問題中扮演的角色非常微妙。當年鮑林與醫藥企業的關系是比較直接的“科商聯合”，由于太過明顯，目前已較少被采用。而且鮑林式的“科商聯合”的最終破產與美國政府的介入有關。從美國的情況看，政府被拉進轉基因利益集團，形成“官商科”三角聯合。首先，企業根據自己的需要影響政府的科學發展政策和方向；其次，企業借助基金會或直接安排經費引導科研方向；第三，對一個科研成果，可以通過政府的力量只強調它的好處，而忽略或掩蓋它的害處。由此，“官商”聯合徹底決定了科研發展方向，“科商”一體決定了科研成果，“官科”聯手主導了媒體輿論。

　　在“科商聯合”中，科學或科學家的地位還比較顯眼，但在“官商科”的三角聯合中，科學或科學家的作用下降。

　　類似的現象在中國存在嗎？可以說“官商科”為了共同經濟利益而聯姻的現象在中國的轉基因領域已見雛形。但這個領域充滿神秘色彩，局外人還難以看清，比如2013年有61名院士聯名給高層領導寫信，呼吁國家支持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子。但這61個人都有誰，卻成了秘密，至今無人知曉。

　　我們只能指出幾個令人生疑的事實：其一，轉基因研究領域得到了大規模資金的支持，在2006年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和“十一五”規劃中，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是16個重大專項之一，總預算超過240億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十二五”規劃對常規育種的政府投入僅有1.8億。

　　至于其他渠道流入轉基因領域的支持資金則沒有權威的數據；其二，有人質疑，國內轉基因領域，包括科研領域和農業主管部門中，有不少人曾接受過孟山都的培訓或者在孟山都工作過；其三，一些搞轉基因的科學家兼有商人身份，比如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教授、中科院院士張啟發就曾任一家名為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該公司已于2005年注銷)的CEO，另外，科技人員參與企業經營有很多方式，公眾未必能夠了解。

　　還有一個略顯怪異的現象，如今早已不是恥于言利的時代，轉基因利益集團卻從不談利益，只談科學，企圖把轉基因問題完全納入科學話題體系，利用科學的權威以達到排斥外部批評的目的?？墒撬麄円蚕矚g使用感情色彩強烈的表達方式(與科學的客觀和公正色彩截然對立)，比如根據張啟發透露，在61名院士給高層的聯名信中就說，“推動轉基因水稻種植產業化不能再等，再遲緩就是誤國”。他們只有在被直接逼問，無法回避的時候，才會承認“有利益，很正常”。

　　他們把持了關于轉基因的輿論，把一些虛假的信息制造為共識。例如，轉基因利益集團宣稱轉基因農業能夠大幅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增加糧食產量，是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的唯一出路。但這是沒有事實依據的謊言，文佳筠博士及其合作者將北美轉基因作物地區與西歐傳統農業地區在過去50年中的、和油生產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轉基因作物并沒有產量優勢，在過去的25年中，北美轉基因作物區的糧食產量增幅小于西歐。該成果已于2013年發表在《農業可持續國際期刊》上。但這樣的科學研究無法成為輿論的主流，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西方國家科技發展史上已有很多案例顯示，當利益主導成為科學研究的核心，民眾的健康和安全就會淪為次要位置。當科學遇到利益并受利益的主導時，科學發現真理、造福社會的功能就會大打折扣，甚至走向反面。在關系到每個人日常生活的食物問題上，我們絕不希望看到由經濟利益操控的“官商科”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