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7日，中國僅有的三張轉基因糧食安全證書全部到期，能否續簽無人知曉，而轉基因糧食商業化之路也遙遙無期。

     雖然每年進口以千萬噸計的轉基因大豆和玉米，但在中國，轉基因糧食是被禁止種植的。
 
 
　　用轉基因水稻研發者、華中農業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啟發的話來說，“非常漂亮的少女，在等待轉基因批準的過程中，等成了一個老太婆。”
 
 
　　自1997年轉基因棉花被批準種植以來，此后的17年內，再沒有一種重要的農作物被批準在中國種植。
 
 
　　2014年8月17日是個重要的時間截點，這一天，三張轉基因作物安全證書全部到期，這是中國僅有的轉基因糧食安全證書，兩張用于食用的轉基因水稻，一張用于飼料用的轉基因玉米。2009年頒發的這三張安全證書，曾經被轉基因產業視為希望所在，轉基因商業化的大門可能從此打開。而5年過后，不但商業化遙遙無期，三張證書也在無所作為之后過期。
 
 
　　當然，安全證書的擁有者可以申請續簽。手握兩張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的華中農業大學已經在2014年6月提交了申請材料。農業部的回應模棱兩可：正在評審中，如果沒有表現出安全問題會繼續發放。但“發不發，什么時候發，要看評審過程的進展情況。”
 
 
　　整個業界都知道高層的表態：大膽研究，謹慎推廣。只是，無人知曉“謹慎”的度在哪里。
 
 
　　這似乎暗示著，轉基因技術在中國的處境比以往更糟。
 
 
　　政策不明朗，對轉基因研發公司的打擊更大。屬于國內最早一批開展轉基因技術研發的奧瑞金公司，甚至很難找到可以進行轉基因試驗的土地。
 
 
　　“只要說是安排轉基因試驗，地方上就像聽說要種鴉片一樣：轉基因的東西，我們不能動！”奧瑞金公司的創始人、董事長韓庚辰說。
 
 
　　歐盟耗資2.6億英鎊、支持了400個獨立研究小組對超過50個轉基因安全項目進行的風險評估的結論是：沒有證據表明通過各國安全評價的轉基因作物會對食品和環境安全造成比傳統作物更高的風險；由于采用了更精確的技術和受到更嚴格的監管，轉基因作物甚至可能比傳統作物和食品更加安全。
 
 
　　在過去的20年中，已經有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美國農業部、FDA等機構做出了類似的陳述。
 
 
　　再多的科學家和權威機構的背書也不能打消公眾對轉基因的疑慮。用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所所長林敏的話來講，“輿論環境壞到不能再壞了。”
 
 
　　新挑戰
 
 
　　在激進的反對派的語境里，轉基因是一項邪惡的技術，致癌絕育、毒害土地、亡國滅種。
 
 
　　美國商業化這項被激進的反對者稱為“邪惡”的技術已經有18年的歷史，今天的美國有93%的玉米、94%的大豆和96%的棉花采用了轉基因技術；70%－80%的市售包裝食品含有轉基因成分。
 
 
　　“18年來，幾十億家庭長期食用轉基因作物，并未發現轉基因食物會導致疾病和其他問題，”生物學家、北京大學前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許智宏在10月17日在一個武漢由中國科學院和美國科學院共同召開的轉基因研討會上如是說。
 
 
　　但人們擔心的是，現在安全能代表50年乃至100年后安全嗎？那些科學上無法查明的風險怎么辦？
 
 
　　懷著對未知食物本能的恐懼的公眾，在食品安全事故高發的當下，希望得到絕對安全的保證，但科學界給不了——絕對安全的食物并不存在。
 
 
　　當下的科學界給予的保證是，通過各個國家批準上市、拿到安全證書的轉基因食物和傳統食物一樣安全。
 
 
　　凱文·羅斯是第六代農夫，在祖輩傳下來的位于愛荷華州的600英畝土地上，種植了轉基因大豆和轉基因玉米，他留了一小塊地給轉基因甜玉米，供自家食用。在夏天玉米成熟的季節里，凱文的妻子莎拉會直接去田里掰幾根玉米，她的兩個兒子和哈德森和艾斯頓都非常愛吃。
 
 
　　收割季過后，莎拉會把玉米粒剝下來，放在水里，加一點黃油、一點糖、一點鹽，在爐子上煮開5分鐘，然后裝到袋子里冷凍起來，她在冷凍室里留了兩格給玉米，這樣就可以吃上一整年。
 
 
　　在轉基因技術的擁護者和最大的受益國美國，轉基因產業也正面對一場棘手的挑戰。
 
 
　　據一位華盛頓記者的介紹，在美國，有多達300個持轉基因反對主張的團體。其中，多數團體并不是專業從事反轉運動的，只不過反轉的訴求和他們的訴求正好有相關性，比如提倡有機、主張動物福利，更多的是反對大公司壟斷。在轉基因這個產業上，大公司對市場的壟斷尤為明顯。
 
 
　　這些都對轉基因產業產生了阻力。生物技術工業組織執行副總裁凱瑟琳·恩懷特舉例，“在1996年至2002年間，農業部審批一個轉基因作物只需要6個月。而2006年至今，時間拉長到2到5年。”
 
 
　　美國農業部生物技術協調員透露，這是因為反轉團體不斷提起訴訟，要求開發者回應各方的質詢。
 
 
　　更讓業界擔心的，是要求對轉基因貼標簽的討論和公投。
 
 
　　2012年，加州發起了強制轉基因貼標示的公投，從此在美國掀起了一場對基因食品強制標注的熱烈討論。按照現行法律，美國的轉基因食品是實行自愿標示的，但沒有哪位生產者會主動標示。
 
 
　　最后這項公投以失敗告終，同樣失敗的還有2013年的華盛頓州的轉基因強制標注公投。即使是對于富裕的美國人，荷包也決定了一切。加州的消費者不希望因為強制標示轉基因產品，帶來價格上漲。根據估算，如果對轉基因產品實行強制標示制度，每個加州家庭每年在食品上的花銷將增加400美元。
 
 
　　但另外有30個州緊隨其后，也提出了針對轉基因的法案。康涅狄格州和緬因州取得了有限勝利：當美國東北部的3個州都通過了類似法案，總人口超過2000萬時，本州的轉基因標示法案才會生效。
 
 
　　在轉基因產業界看來，強制貼標簽更像是反轉團體的策略，目的是加強公眾對轉基因的不信任。為《紐約客》撰文的科學記者邁克爾也擔心，這是為了“徹底禁止轉基因技術”。他在文章中表示，雖然在美國，這樣的事莽撞而徒勞，但它會影響全球科學家的研究。
 
 
　　好時光
 
 
　　中國的轉基因界曾有過短暫的好時光。
 
 
　　2008年，轉基因作為農業領域的唯一個項目，和大型飛機一起，進入了十六個中長期重大科技專項。這個重大專項計劃在15年內計劃投入240億。這意味著，它將是有史以來投入資金最多的農業科技項目。
 
 
　　政府的目標很明確：提高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產業化整體水平和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在此激勵下，抗蟲玉米、抗病毒小麥、抗除草劑玉米、抗旱小麥等轉基因農作物相繼進入環境釋放或生產性試驗階段。
 
 
　　韓庚辰回憶，正是從那時起，奧瑞金開始加大對轉基因的研發投入，每年幾千萬。在好的年景里，這占據了利潤的一半。在差的年景里，幾乎所有利潤都會被投入轉基因的研發。
 
 
　　韓庚辰將這項技術看成是農業的未來。他以前的東家先鋒公司曾是種植業市場的老大，但在生物技術的浪潮中，被孟山都迎頭趕上，在1999年被杜邦公司收購。
 
 
　　許多農民都喜歡新技術。在美國，轉基因大豆只用了五年時間，就占據了90%以上的大豆種植面積。
 
 
　　凱文從愛荷華州大學取得農業專業的學士學位后，回到自己的農場，從事種植工作已經有16年。他希望把土地更好地傳給下一代。因此，凱文不喜歡使用太多的農藥和化學品，這既增加成本，又對土壤不利。抗除草劑的轉基因作物，讓他不必像父親和祖父一樣，花費大量的管理田間雜草，還能讓他支持的保護土壤的免耕法變得更容易。
 
 
　　威斯康辛州的南希從事種植工作已經34年，經營著2100英畝土地。她種了轉基因玉米、轉基因大豆和非轉基因小麥（小麥還沒有商業化的轉基因品種）。20年前，當她年輕時，要穿上特別的防護服，戴上手套和眼鏡，才敢去噴灑各式各樣的除草劑和農藥。
 
 
　　轉基因技術和農業機械化，讓她的工作變得簡單。只需要在監控室里，按下幾個按鈕，噴灑一種低毒而有效的除草劑草甘膦，就可以除掉所有雜草。對于那些具有抗蟲基因的農作物而言，幾乎不怎么需要噴灑農藥。
 
 
　　紛紛擾擾的有關安全性的爭論，幾乎讓人忘記了科學家們開發轉基因技術的初衷：解決農業問題，而不是增加問題。
 
 
　　科學家們將抗蟲基因引入農作物，是為了減少農藥的使用；抗除草劑基因的引入，是為了讓農民的田間勞作變得容易，也為了減少高毒性除草劑的使用；還有一些正在研究當中的特性，比如抗旱、抗澇等，是為了在那些貧瘠的土地也能種植農作物，減輕要養活到本世紀中葉全球近百億人的耕地壓力。
 
 
　　和傳統技術一樣，轉基因技術也需要和雜草、害蟲的抗性搏斗。自然界沒有哪種生物會坐以待斃，抗性的出現并不意味著技術的失敗，一勞永逸地解決農業中所有問題的技術是不存在的。
 
 
　　正如生態學家斯圖爾特·布蘭德在《地球的法則》中所說，基因工程的反對者懷疑轉基因生物會對生態帶來破壞，這是合理的懷疑。因為所有作物都會帶來生態破壞。于是問題就變成了：跟傳統的作物相比，轉基因作物是帶來更大的生態破壞，還是為生態做貢獻？
 
 
　　根據英國咨詢公司PGEconomics的報告，1996年至2012年間，由于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全球減少了5.03億千克殺蟲劑和2.03億千克除草劑的使用量，除草劑和殺蟲劑對環境影響下降了18.7%。
 
 
　　韓庚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從愛荷華州立大學畢業，取得了植物遺傳育種的博士學位。雖然研究的是傳統育種，他卻選擇了轉基因技術作為自己的創業方向，創立了奧瑞金公司。他深信轉基因技術的潛力，是解決農業問題的一個非常有效的工具，雖然不是唯一的工具。
 
 
　　2007年，韓庚辰和農科院生物技術所合作，購買了轉基因植酸酶玉米，又在2009年購買了抗除草劑和抗蟲玉米進行商業化開發。
 
 
　　雖然奧瑞金公司在成立十多年來，轉基因技術沒有為它帶來一分錢利潤，韓庚辰還是抱有信心，一直在用傳統育種產業的收入補貼轉基因技術的研發。
 
 
　　2009年，當轉基因植酸酶玉米拿到安全證書時，奧瑞金公司在納斯達克的股價翻了好幾番，6個交易日內股價漲了300%。韓庚辰當時樂觀地宣布，將在2年內商業化中國的第一種轉基因玉米。
 
 
　　同樣樂觀的還有大北農公司，2010年成立的生物技術中心幾乎照搬了國外大公司全套的平臺和團隊。根據公司的說法，在2010-2015年間，計劃投資5-8億元。對于相對弱小的中國公司而言，這是筆不小的開銷。
 
 
　　但和安全證書一起到來的，并不是滾滾的利潤，而是鋪天蓋地的質疑。尤其是轉基因水稻，撥動了公眾脆弱的神經：為什么要13億人當小白鼠？蟲子不吃為什么要給人吃？為什么只有中國熱衷于將轉基因主糧商業化？
 
 
　　失落的五年
 
 
　　情勢急轉直下。
 
 
　　2012年9月，法國內分泌學家塞拉利尼發表論文稱，用轉基因玉米喂養的大鼠致癌。
 
 
　　雖然歐洲食品安全局最終否定了轉基因玉米致癌的研究結論，雜志也撤下了這篇論文，因為試驗方法存在重大瑕疵和證據的不可信，但借助網絡的力量，轉基因致癌論仍然傳遍全球。
 
 
　　從1998年至2014年的16年間，幾乎每年都有類似的研究論調面世。雖然它們其后都被學術共同體或權威機構所推翻，但壞消息天生比好消息跑得快，沒人記得嚴肅無趣的學術腔和政府腔，而致癌論、不育論、基因污染論、不可知論卻能傳遍整個網絡世界。
 
 
　　至此，公眾對轉基因技術的態度降至冰點以下，也因而左右了官方的態度。
 
 
　　根據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的統計，2013年，轉基因重大專項經費縮減至4億元，而在高峰期這個數字是20億。
 
 
　　轉基因的品種審定辦法在此后5年里都沒有出臺，農業部也沒有再批準新的轉基因作物的安全證書。按照中國的現行法律，拿到安全證書的轉基因作物，還需要通過品種審定，才能進入商業化生產。
 
 
　　實際上，奧瑞金公司買下的農科院生物技術所的抗除草劑大豆已經完成生產性試驗，提交了安全證書的申請。“前面沒有路了，”韓庚辰說，“可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生產銷售，3年，5年，哪怕是10年，都好說，可以計劃。”
 
 
　　對轉基因這種應用型的技術而言，自負盈虧的商業公司一向是研發主體。轉基因的研發極為耗時、耗錢。按照韓庚辰的估算，科研機構投入1塊錢研發費用，商業公司就要投入100塊。
 
 
　　科研機構的實驗室想驗證基因的有效性，只需要30-50株量級的轉化和試驗。而想要挑選出能用大規模應用的植株，公司需要進行3萬－5萬株植物的轉化和試驗，每一個產品的開發費用以億計算。
 
 
　　轉基因的巨頭孟山都在2013年度投入的研發費用是15.3億美元，折合人民幣近93億。
 
 
　　不能商業化，奧瑞金和大北農等種業公司在過去幾年里投入轉基因研發的數億人民幣，將顆粒無收。
 
 
　　作為最大的農產品消費國和進口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對于轉基因技術的態度彌足輕重。美國大豆出口協會北亞區總監狄翠山表示，中國官方和公眾對轉基因的負面情緒讓他很擔心。
 
 
　　對中國產業界，這是停滯不前的5年，而美國轉基因業界則是話語權旁落的5年。
 
 
　　生物技術工業組織執行副總裁凱瑟琳·恩懷特發現，自2007年以來，伴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轉基因的反對者發表了很多讓人害怕的消息，而生物技術行業并沒有做出反擊。雖然在美國，轉基因的反對者并非主流，但壞消息天生能獲得更多關注，對產業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終于，強大的美國轉基因產業開始反擊。
 
 
　　2014年，美國農業部邀請了全球超過50家媒體考察整個產業。根據美國農業部新產品及農業技術部門艾德·波特的說法，這不是一種推廣活動，而是為了讓人們知曉真相。“人們有權利知道事實的真相，而不是網絡上的謠言。”
 
 
　　凱瑟琳·恩懷特建立了一個GMOanswer網站，有80位科學家和20多位公司從業人員作為志愿者，回答幾乎所有關于轉基因的問題，“我們本該在20年前就開始這項工作。”
 
 
　　莎拉、南希一行四人，應大豆出口協會之邀跨越了太平洋。在2014年9月的北京，與中國消費者進行了三場小規模的對話。
 
 
　　在東二環的一座寫字樓里，身著白色絲質襯衣，留著中分長直發的莎拉·羅斯面對消費者侃侃而談：她為什么要種植轉基因大豆，轉基因技術給她的農場帶來了什么變化，她和她的家人會不會食用含有轉基因成分的食品，正如她這近年來一直告訴美國消費者的一樣。
 
 
　　“作為第六代農民，我們努力讓農場的土壤變得更加健康肥沃，而不會做危害它的事，因為我們想把家族的事業延續下去。”
 
 
　　在這場小范圍的對話中，莎拉帶來了不少照片：她和先生凱文·羅斯以及兩個可愛的兒子站在綠油油的轉基因大豆和玉米田里，美麗健康，沒有癌癥，也沒有生育問題。
 
 
　　得利者和失意者
 
 
　　雖然爭議聲一浪高過一浪，新技術還是因其強大的生命力得以在全球擴張。
 
 
　　目前，全球有12%耕地被用于種植轉基因作物，27個國家的1800萬個農民在使用這項技術。
 
 
　　“國內的反對聲音只有一個作用，阻礙中國轉基因產業的發展，”農科院生物技術所所長林敏說。
 
 
　　在產業化停滯的這些年里，無論是技術上，還是產業競爭力上，中國和跨國公司的差距又開始拉大。
 
 
　　上世紀末，轉基因抗蟲棉拯救了因棉鈴蟲而幾近絕收的中國棉花產業。最開始是孟山都公司抗蟲棉一統天下，國產抗蟲棉產業化后，占據國內90%的棉花市場，孟山都公司退出中國市場。
 
 
　　美國在大豆和玉米的轉基因技術上已然非常成熟，抗蟲水稻曾被認為是國人突破的希望。它的研發者張啟發說，早在2001年，抗蟲水稻的技術就已經成熟，“應該出去了”。然而，在2009年申請到安全證書后，因為國內一直沒有出臺轉基因的品種審定方法，抗蟲水稻還是無法商業化。
 
 
　　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教授胡瑞法不無遺憾，“如果轉基因水稻可以早一點商業化，也許國內轉基因產業的全球性公司已經出現，機會喪失得太可惜了，當時的技術在全球都是領先的。”
 
 
　　他和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焜2005年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一項研究表明，轉基因抗蟲水稻可以為農民減少80%的農藥的使用，帶來6%的產量增加。
 
 
　　哪怕是在13年之后，各國已經加大了對轉基因水稻的研發投入，業內還是認為，華中農業大學開發的兩種轉基因抗蟲水稻是非常好的產品，在國際上仍然極具競爭力。
 
 
　　中國本來可以走一條更加高級的道路，有自主研發的技術的產業化之路。但面對遙遙無期的商業化之路，本就不強大的中國公司開始退卻。
 
 
　　在過去的五年里，奧瑞金將一半以上的利潤投入轉基因產品的研發，公司每年或虧損，或微利，勉力運轉，股價已經從從高峰期的10美元降至如今的2美元。韓庚辰表示，奧瑞金以后將會縮減轉基因技術的研發投入，不會再啟動新的轉基因項目。
 
 
　　大北農公司生物技術中心的呂玉平在接受《財經》雜志采訪時說，“如果當時社會對轉基因的態度像現在一樣，大北農不一定投入這么多。”
 
 
　　北京大生命科學院前任院長饒毅認為，激烈反對轉基因的結果，只能是減慢我國新興的技術開發。在本來不領先的情況下，減慢技術發展無異于產業自殺。
 
 
　　反觀美國，已經有52.3％的大田作物是轉基因作物。根據美國食品飲料和消費品制造商協會的數據，在市場上銷售的70%－80%的包裝食品還有轉基因成分。
 
 
　　美國對轉基因的開放態度，固然造就了全球的種業巨頭孟山都，但南希這樣的農民也是受益者。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南希家的農場不怎么掙錢，她不得不外出兼職以補貼家用，最困難的時候，如果不是政府的補貼，南希幾乎要失去她的農場。直到2000年，市場變好了，價格上升，產量也在增加，農場才開始掙錢。
 
 
　　“我們農民的收入相當于工程師，商店老板。所以我們足以享受自己的生活，度假，買漂亮的衣服，每四五年換輛新車。即使買不起梅賽德斯、寶馬、凱迪拉克，但是雪佛蘭，別克、斯巴魯還是買得起的。”南希透露。
 
 
　　在轉基因的產業競爭中，中國不僅僅落于美國，也落后于同是發展中國家的印度、巴西、阿根廷。
 
 
　　雖然沒有自己的技術，阿根廷、巴西和擁有轉基因技術的跨國公司合作，采用專利授權的方式，付給跨國公司一定的專利費，農民得以種植新研發的轉基因種子。
 
 
　　在轉基因反對者的版本里，阿根廷因為種植轉基因作物導致經濟崩潰。但是根據阿根廷生物技術信息與發展委員會2011年發布的報告，15年內，轉基因作物對阿根廷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總共創造的職位數目估計超過180萬個，為阿根廷帶來了726.46億美元的毛收益。
 
 
　　其中，阿根廷的相當一部分利潤來自賣到中國的轉基因大豆。中國雖然在本國轉基因產業發展上停滯不前，卻不能阻擋轉基因產品的進口。2013年，中國一共進口了大豆6340萬噸，是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其中超過90%是轉基因大豆。
 
 
　　就連一向對轉基因持謹慎意見的歐盟都松動了，開始反思因貿易保護拒絕轉基因技術而失去的產業機會。
 
 
　　正如英國環境、食品和農業大臣歐文·帕特森去年在瑞士洛桑研究所的一次演講所說，“歐洲正在錯失良機。歐洲在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種植的版圖里只占據不到0.1%的面積。當其他國家都在搶先種植轉基因作物，并從新技術中獲得收益時，歐洲正在冒著被甩在后面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