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句名言，叫做“國家大本，食足為先”。其實，糧食問題關系國計民生，是古今中外無不重視的大事。當然，解決糧食問題除了要做到廣種多收之外，更重要的是解決糧食的貿易和儲備問題。中國糧食貿易和儲備的歷史十分悠久。遠在夏朝之時，糧食流通和倉儲制度就已正式成為國家的重要財政制度，此后的各朝各代也無不把糧食流通和儲備糧食問題擺在治國安邦的重要位置。

　　從歷史的經驗上看，糧食流通是搞活市場貿易、解決百姓吃飯的重大問題，而糧食儲備則是國家長遠發展戰略。古代帝王們都懂得“廣積糧”的要害所在，都明白儲糧起著“平抑糧價，調控市場；賑災備荒，安民固本；供養軍隊，備戰應戰”的作用。

　　交易頻繁 市場繁榮

　　早在西周以前，中國糧食品種以黍、稷為主，其他糧食品種不占主要地位。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出現了五谷的概念，表明當時糧食作物的品種初步有了定型，主要糧食品種有：粟、菽、黍、稻、小麥、大麥、麻七種。秦漢時期糧食結構有所變化，主要糧食品種有：粟、稻、小麥、大麥、大黍、粱、大豆。東漢魏晉南北朝糧食品種的順序是：谷、黍、粱、大豆、小豆、大麻、大麥、小麥、水稻、早稻。這一時期由于石磨的推廣，可以把麥子磨成面粉，這一飲食史上的技術進步，也促進了小麥生產的發展。

　　隋唐五代時期，主要糧食品種的順序是：稻、粟、麥；宋元時期，稻麥兩熟制逐步形成，雙季稻得到推廣；明清兩朝，水稻更加發展，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同時，玉米、甘薯、土豆從國外引進，更加豐富了糧食品種。當時主要的糧食品種是：水稻、小麥、谷子、玉米、豆類。發展這些糧食品種為中國古代糧食豐收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古代，凡是有卓識遠見的帝王無不把發展農業解決糧食問題作為安邦定國的頭等大事。每年二月二春耕開始的日子，許多帝王都要做出表率，帶頭“勞動”一回，也就是由皇帝本人示范，親自耕田，以表示生產糧食對于國家的重要性。于是，歷史上便有了農歷二月二“勸民農桑”的儀式。天子當表率，百姓自然受鼓舞。于是，二月二過后，進入了春耕的農忙時節，處處呈現出一派忙碌的景象。

　　根據史書記載，最早這種儀式可以追溯到伏羲時期。之后，《史記》中也記載，周武王每年也都會鄭重其事地舉行“親耕”儀式。而從這之后，歷朝歷代也都頗為重視。而將這種“親耕”儀式發揮到極致的，那就非清朝的雍正皇帝莫屬了。雍正皇帝在圓明園開發了一個“一畝園”，就是由皇帝親自耕種的一畝地。每年二月二，雍正都會到一畝園里親自耕種勞作。

　　糧食豐收了就要拿到集市上進行貿易，早在兩漢時期郡縣設集市就已經十分普遍，尤其到了東漢末年，郡縣糧食市場已經初具規模。王符在《潛夫論·浮侈篇》中形容東漢郡縣市邑繁榮時說：“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魏晉南北朝郡縣設市的情形則是多種多樣，有的幾日一會，如“平都縣，為巴郡之隸邑……縣有市肆，四日一會。”平都縣即如今的重慶豐都；魚復縣在“朝陽道口，有縣治，治下有市，十日一會。”魚復縣即如今的四川奉節縣東白帝山上；十六國時期，后趙“豐國市，五日一會”。當時糧食市場的繁榮由此可見一斑。

　　郡縣糧食市場的繁榮促進了專業市場的發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城市中，朝廷發展了有許多專門出售糧食的市場。左思的《魏都賦》在列舉曹魏時期鄴城市場上的各地名產時，就有專門出售“故安之粟”和“清流之稻”的市場。還有《晉書·齊王扃傳》中記載了西晉時洛陽的“五谷市”。南朝建康也設有“谷市”。

　　據《宋書·孝義何子平傳》記載，何子平在揚州任職時，“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這是說何子平經常將白米變賣換取粟麥。由此可見揚州市場上糧食買賣很方便。《北史·孟信傳》中也記載西魏趙平太守孟信，去官后居貧無食，只好賣牛“擬供薪米”。《隋書·百官志中》也記載北朝，“官非執事，不朝拜者，皆不給祿”。這些去職無祿的官員，平日口糧也要從市場上購買。不難想見，當時糧食貿易活動遍及城鄉市場的一片繁榮景象。

　　非常時期 非常應對

　　為了計劃分配糧食，歷代王朝還實施糧食票證制度，最早實施糧食票證制度的是秦始皇。糧食票證就是類似于如今糧本的“食者籍”。據《睡虎地秦墓竹簡·倉律》記載：“縣上食者籍及它費太倉，與計偕。都官以計時讎食者籍。”這說的就是糧庫的制度，各縣糧庫上報領取口糧人員的名籍和其他費用，就與每年的賬簿同時繳送，都官應在每年結賬時核對領取口糧人員的名籍。這說明了秦朝統一中國后，民眾的糧食開始由國家分配，發給“食者籍”，并憑此到糧庫領取糧食。這“食者籍”就是今天所說的計口給糧的糧本。

　　根據有關史料記載，中國自秦朝以來，歷代王朝都建立糧庫，逢到災荒之年，就開倉賑濟。每次賑災大都要經過報災、勘災、審戶，確定受災程度、受災范圍，劃定災情等級、地區和受災人口，然后才核定放糧總額，開倉撥糧，調運到受災地區，這中間要經過很多手續環節。糧食運到了災區后，要按照戶籍計口發票，災民憑票領糧。宋朝賑災發放的票證有兩種，一種是谷票，另一種是粥票。粥票是臨時急賑，當災區已是餓殍遍野，很多人奄奄一息時，更采取臨時施粥急救，排隊發票，一人一票，一張票一勺或一碗粥。“谷票”則是按戶計口發給定量票證。

　　糧食對于國計民生十分重要，糧食生產從春種、夏耘、秋收到冬藏，有周期長的特點，同時糧食生產還容易受到天災的影響和破壞，又有脆弱性特點，這些都決定了糧荒和災荒的經常發生。中國古代王朝出于穩固政權統治的根本考慮，對糧荒和災荒大都制定了救濟和賑濟政策，為了使這一政策得到貫徹執行并行之有效，歷代王朝還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漸建立較為完善的荒年賑災機制。

　　在古代賑災機制的發展過程中，隋朝義倉的創立具有重大意義，它使得賑災活動由一種臨時的救濟措施，發展為一種經常性的政策機制。義倉或由官府控制，或由民間管理，其基本精神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專糧專用”。不同形式的“義倉”有效彌補了過去單靠官倉賑濟的不足，提高了賑災的工作效率，以后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有實行。

　　糧食問題關系國計民生，更是國家重要的戰略物資。對國內而言，糧食是維系龐大國家機器的根基，沒有糧食，百官的祿米就沒有保障，就無法豢養龐大的官僚隊伍；沒有糧食，就不能維持強大的軍隊，對內不能維持國家秩序，對外不能抵御強敵入侵。

　　因此在中國古代，朝廷在解決平時糧食問題的同時，尤其重視如何解決非常時期的糧食問題，特別是戰爭時期的糧食問題。“深挖洞，廣積糧，高筑墻，緩稱王”，就是當年劉邦在楚漢戰爭初期實力不夠強大時的十二字方針。“深挖洞，廣積糧，高筑墻”則是朱元璋打天下時的九字方針。他們無不懂得“廣積糧”的重大意義所在。元末時天下大亂，群雄并起，人人都在爭奪天下，朱元璋之所有能取得最后的勝利，與“深挖洞，廣積糧，高筑墻”的九字箴言是有一定關系的。鍋里沒幾兩米就開幾千人的飯，無異于扯了張虎皮來做大旗，不過狐假虎威而已。

　　中國古代的帝王雖然沒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理論作指導，但是卻知道“廣積糧”也就是要擁有充分的給養，要有經濟實力做支撐。朱元璋這個貧民出身的皇帝，雖然文化不多，但他也懂得這個厲害關系，“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糧食儲備是戰爭最重要的物質保障，也是國家的統一大業的先決條件這樣的道理。于是通過特派官員來負責水利和屯田，以及推行鹽法等手段來想方設法廣積糧，以充實自己的經濟基礎。

　　在中國古代，不僅只有朱元璋和劉邦這兩位君主懂得儲糧的重要性，歷代王朝的統治者都十分重視中央倉儲的建設，而且也十分注重地方政府儲糧。譬如漢代時，漢高祖七年，即公元前200年開始營建新都長安，首批重點建設工程就包括了太倉。除太倉外，中央直接管理的糧倉還有位于甘泉的甘泉倉、華縣的華倉、左繳附近的細柳倉和嘉倉等。

　　中國古代糧倉中最著名的是隋唐時期的黎陽倉。隋唐之前糧倉大都處于地下，而在地上修建的黎陽倉表明中國古代糧食儲存技術發生革命性的變化。黎陽倉是隋煬帝征戰遼東的后方糧食物資供應基地，對隋軍東征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隋朝廣建糧倉，使大型糧倉數量空前增多，儲糧之多也是空前的，隋時“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

　　歷代王朝除狠抓所謂的皇糧田賦入庫外，還積極拓展其它的籌糧渠道。兩宋時期就修建不同類型的倉庫以開拓不同的糧食來源，當時的正倉又稱官倉，其糧食來源主要是皇糧國賦；各州、縣的義倉，主要是從官收的春秋二稅中每石另收一斗儲倉；常平倉的儲谷主要是每年夏秋兩季以略高于市價收購，其本錢由國家財政統籌撥付；廣惠倉的倉米來源是官府對無人耕種的絕戶田募人耕種所收的租谷；社倉主要為官府提供谷本，收“息米”，同時也通過勸捐和勸借的方式，面向富豪大戶，籌措谷本。

　　對外貿易 寬進嚴出

　　為解決糧食問題，歷代王朝基本上都采取糧食進出口貿易。但大多數王朝采取的是鼓勵糧食進口、限制糧食出口的政策。唐朝就明文規定：“若蕃人須糴糧食者，監司斟酌須數，與州司相知，聽百姓將物就互市所交易。”這規定的意思是說，少數民族政權若通過互市從唐朝糴入糧食，須先由當地互市監官員斟酌所需數量，并報告地方長官，才允許百姓攜帶糧食到互市進行交易。

　　有關史料表明，在對外糧食貿易中，明清兩朝依舊延續了鼓勵糧食進口、嚴禁出口的政策。尤其清朝咸豐年間，鼓勵糧食進口、嚴禁出口的基本國策仍十分明顯。為獎勵糧食進口，清政府采取了如下優惠措施：1、進口大米，一律免稅。2、對外商運來的大米，實行包運包銷。3、鼓勵民間出國販運大米。為限制糧食出口，清政府還作了如下規定：1、在重要口岸增兵嚴查，防止糧食出境。2、規定出海商船須到官府登記，限制其隨船攜帶口糧數。3、即使國內交易，須經海道買糧的，也要向官府領取護照。4、對私自運糧出境者，制定了嚴格的懲罰條例，地方官失察也相應治罪。總而言之，歷代王朝控制糧食出口，對于保證國家糧食儲備、維護社會穩定及政權鞏固，都有重要的意義，對于抑制敵對勢力、鞏固邊防更是發揮了十分積極作用。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歷朝歷代無不把糧食作為安邦治國的重大問題，提上朝廷的議事日程，并加以重視和解決。而中國古代大凡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也無不把糧食問題看作是永保江山、長延帝業的重要治國方針，因此才有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偉大壯舉，才有大漢帝國的四百年的社稷，才有唐太宗執政時的貞觀之治，才有大明王朝近三百年的江山，才有清朝的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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