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市場人士擔心，美國加息在即，最近俄羅斯、巴西等國的匯率面臨新一輪的貶值壓力，中國是否也會步其后塵。我認為，這個擔心是不必要的。大量跨國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一國匯率是否會面臨大幅貶值的壓力，主要取決于該國的經濟基本面。面臨經常項目逆差、外債占GDP比重過高、外匯儲備過低、財政赤字和債務過高、經濟增長低迷、通脹過高等問題的國家一般較易出現匯率危機。俄羅斯、巴西等國最近所面臨的貶值壓力除了經濟出現負增長等基本面原因之外，主要與石油等大宗商品等價格下跌有關，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進一步惡化了這些國家的國際收支狀況。

　　從經濟的基本面上來看，我國主要宏觀指標都支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比如，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雖然有所放緩，但7% 的GDP增速仍然高于絕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目前面臨較大匯率波動的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速。從求人倍率等數據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情況還是十分穩定的。最近的一些情況表明，由于宏觀調控措施效果的逐步顯現，基礎設施投資的加速，房地產銷售的改善，我國經濟已經出現企穩回升的跡象。另外，我國的經常項目仍然有順差，外匯儲備很高，外債占GDP比重很低，通脹率較低，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都在安全區間。我國的這些基本面因素都明顯強于一些面臨較大匯率貶值壓力的經濟體。

　　還有一些人擔心，隨著我國資本項目的逐步開放，是否會出現大規模資本流出，從而導致人民幣貶值壓力。事實上，一方面資本項目的逐步開放可以增加我國市場參與者在全球配置金融資源的自由度和靈活性，讓更多的機構和居民進行對外投資，但另一方面，資本項目的雙向開放同時也意味著國外資本可以增加對中國的投資。比如，歐洲的許多國債的收益率僅僅為百分之零點幾，而我國債券市場上的無風險利率（如五年期國債收益率）都在3.2%的左右，風險較低的金融債和企業債的收益率也在3.5-4.5%，因此中國債券市場對歐洲投資者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另外，我們還將建立一套調控短期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因此，只要對外開放的步伐和各項措施能保持協調，就可以將跨境資本流動的風險管理好，避免其對匯率造成大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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