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說，中國的糧食安全的路徑，正在按照1994年布朗（Lester R. Brown）的預測的節奏進行下去。未來的進口總量目標是2億噸以上。這可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趨勢。

危險在哪里呢？

第一、中國糧食進口量的增加，說明中國糧食生產潛力、能力都在同時下降。化肥、農藥、除草劑、地下水就像強心劑一樣，可以刺激糧食生產在近期的迅速增長。但根本不能說明生產能力五年、十年以后的前景。相反，很可能就是在“寅吃卯糧”、“殺雞取卵”。

中國目前農業生產的形式并不是如相關領導最近所說的“在農業發展最好的階段”。其中，耕地潛力的下降就尤其危險。其原因是以房地產、開發區為先鋒的粗放的城市化、工業化一直勢不可擋，導致了全國各地大量的優質農地不斷被水泥化。“耕地換增長”是中國各地政府普遍采用的簡便、快捷的方式。耕地一般比較平整，而且區位良好。因此，最容易進行工業開發、住宅開發。中國的開發商、地方官僚，少有像歐、美那樣，精心的規劃，盡可能將城市、工廠建設在山地、坡地上。以保護珍貴的耕地資源、生物資源。他們都諳熟“種莊稼不如種房子”的道理。創造這一模式的首先是廣東的“珠三角”地區。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廣東的產業開放，使得招商引資成為了一種非常便捷、非常有效的GDP增長模式。“珠三角”以此模式，實現了20多年經濟的快速增長。東莞、深圳這樣原來的小漁村，迅速建設成為著名的世界工廠。但是，在“珠三角”地區，300多萬畝最優質的耕地從此消失。被轉變為幾乎不可復墾的開發區、住宅區、道路。糧食安全完全要依賴外部環境。這一經濟發展模式迅速被“長三角”、“環渤海”地區復制，由此也導致了這些地區加工工業、服務業的迅速發展。

如果說“耕地換增長”模式就此打住，僅僅局限于這三個發達地區，則不會對糧食生產潛力構成致命的“釜底抽薪”危害。但不幸的是，這一模式迅速擴散到幾乎所有的城市和地區。中、西部地區顯然不會聽從專家們的“比較優勢”的區域安排。他們的發展沖動也非常強烈。所以這一模式擴散非常快。連偏遠的云貴川、陜甘寧的偏遠城鎮都無師自通地掌握了這一模式。很多鄉鎮的干部，還分攤了招商引資的責任。完不成任務，就要扣獎金、甚至下課。結果這些中、西部地區最優質耕地的減少速度是“后來居上”、變本加厲。這說明“比較優勢”理論指導的“主產區”、“主銷區”、“基本平衡區”的糧食安全格局實際上完全失敗。在1992年以后的20多年里，全國消失的2億多畝耕地幾乎都是最優質的耕地。著名的成都平原，歷史上一直就是最適合糧食生產的風調雨順、旱澇保收的大平原地區。但是，從大城市、小城市到鄉鎮，城市化的“攤大餅”式迅速擴張，使得兩千多年形成的最優質的大片的耕地資源，基本消失。四川這個“天府之國”，一個國家劃定的“主產區”，現在每年的糧食缺口在500萬噸以上。缺口恰恰主要就發生在成都平原。四川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銷區”。缺口還在年年放大。四川如此，全國大多數地區也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目前能夠持續地、穩定地輸出糧食安全的地區，大概只有黑龍江、吉林兩省。河南、山東、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傳統的“糧食主產區”，也都在快馬加鞭地“耕地換增長”。以縮小與東部發達省份在經濟上的差距。所以，這些“主產區”的糧食安全的輸出能力都在下降，而不是上升。主要的小麥、玉米產區華北平原，目前的土壤沙化和水資源短缺，越來越嚴重（布朗先生有先見之明）。時刻威脅著這些地區的糧食生產和居民生活。在全國性的持續的GDP大喧囂中，大概只有江蘇的蘇州才表現了出足夠的發展理性。蘇州是一個典型的發達城市。工業化、城市化在全國名列前茅。但市人大在2012 年以“濕地”為藉口，立法保護其域內的104萬畝永久性稻田。

所以，中國糧食的生產潛力是問題多多、非常嚴重。

第二、“地板”為什么會逐漸抬高？官員、專家們大多指向勞動力價格、生產資料價格的上升。意思是這一個與制度、與宏觀政策無關的客觀的經濟規律。這恰恰無視、遮掩了一個更重要的制度性問題。中國目前的糧食生產的高成本，首先與“家庭承包經營”這一基本制度有密切關系。也可以認為是“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直接導致了糧食生產的高成本、高“地板”。改革30多年，這一全國性的基本經營制度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經營規模小。在北方地區，約為10~15畝；在南方丘陵、山區，約為5~8畝。無論是與過去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隊，還是與今天美國、法國的大農場比較，這基本上是一種“逆規模經營”狀態。1982年的第一輪承包、1997年的第二輪承包，和現在的確權，其實就是一種“逆規模經營”的改革。所以，高成本是中國農業的必然現象。二是細碎。尤其是在南方稻區。農戶有8畝耕地，但是一般會細分為一、二十塊。這是第一輪承包遺留下來的惡果。以后基本沒有得到調整。反而被一再肯定。這種細碎、分散的經營狀態，導致勞動力、機械等生產資料在空間的轉移過程中，成本憑空增加。結果就是一些偏遠一點的地塊，根本無法耕種，只能撂荒。三是農戶的“原子化”經營、各顧各。集體經濟組織被瓦解以后，農業生產資料不可能得到統籌利用。也無人能夠統籌。“家庭農場”、專業大戶也不可能承擔如此任務。農戶A的潛水泵、抽水機是自己掏錢買的，即使閑置，也不可能提供給其他農戶B、C、D免費使用。由此，要灌溉，就得至少家家備齊灌溉設備。這在一個村莊，是多么大的制度性浪費！這還要看人民公社時期留下來的水庫、溝渠里有水沒有？在貴州西南山區，配齊抽水機、電線、水管這樣一套設備，就得一、兩千元左右。一年，就用三、四次。另外，中國真正務農的農民，其實自己的那幾畝“承包地”根本就不夠基本的規模經營。為此，他們不得不以每畝數百元的價格，租賃土地。這些“地租”，一般在500~1000元之間。它們會自動進入成本核算。這是最典型的制度性成本。是農地改革，強加給務農農民和農業的成本。

這四個原因，使得中國農民的農業生產成本迅速上升。“地板”迅速抬高。

大型生產資料，如拖拉機、插秧機、收割機，不可缺少。是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但若不能統籌使用，利用效率必然就會太低。即使是國家補貼“原子化”的農民購買，其實也解決不了高成本這一難題。而且財政越來越不堪重負。化肥、農藥、除草劑等一次性生產資料，則由于集體經濟的“統一經營”消失，難以進行區域統籌治理。農戶不得不不斷加大使用量。由此導致中國的化肥、農藥、除草劑的畝均使用量大大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有的地方甚至超出5倍以上。這超出的部分，全國算下來，每年至少數千億人民幣，就也是典型的“制度性成本”。

也就是說，中國目前的國內糧食的“地板”價格，并非是一種市場經濟的正常狀態。由于“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逆規模經濟”特征，“地板”至少被人為抬高了一倍以上以上。由此導致中國農業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優勢。

所以，中國的糧食安全，面臨繞不過去的制度性成本問題。這考驗中央政府的決心和智慧。

第三、“天花板”價格又是什么呢？在制定中國的糧食安全戰略時，必須弄清楚其中的成因。不能自己嚇唬自己。首先，國際糧食的生產一般是以規模經營方式進行的。尤其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等糧食出口大國。它們可以利用規模經營和機械化，大幅度降低勞動力成本和生產資料成本。糧食出口國，一般是是數百畝、數千畝、甚至數萬畝以上的連片規模經營，而中國一直是10畝左右的細碎化、逆規模經營。兩種經營方式的制度成本差距立即顯現出來。由于有成本優勢，出口國完全可以通過近乎傾銷的降價方式占領國際糧食市場，以提高市場份額。從而將中國這樣的國家擠壓成為一個布朗節奏的糧食進口國（這是美國的戰略目標）。所以，中國在農地經營制度上的確沒有競爭優勢。其次、補貼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美國、加拿大、法國這樣的發達國家，農場主的補貼收入幾乎占了總收入的1/3以上。盡管其中有相當部分是用于技術推廣、培訓、儲備等“綠箱”。“黃箱”在逐漸下降。但是補貼總量對國際市場上糧食的價格的影響仍然相當巨大。也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巨額補貼，國際糧食價格，尤其是被發達國家控制的小麥、玉米、大豆，不可能長期處于如此低的水平。這里面有“傾銷”嫌疑。而中國，則從未對此提出“反傾銷”、“反補貼”的起訴。合理、合法地拿起法律武器保護本國農業和農民。相反對低價糧“情有獨鐘”。“天花板”價格的形成，非常復雜。有經濟、貿易、政治、外交等多種因素。還有ABCD等國際糧食巨鱷在興風作浪。絕對不是一種市場完全競爭的結果。它的本質至少是“補貼價格”。其背后是各個國家在糧食安全上的角力。經濟利益、貿易利益還是其次?？纯?ldquo;中韓自由貿易協定”中韓國對其稻谷生產的竭力保護，就知道在“全球化”的年代，保護國家的糧食生產主權多么重要！中國為什么總是習慣性地拿自己的“成本價格”和人家的“補貼價格”進行幼稚的比較呢？第三、糧食安全，是及其重要的公共品。在安全的時候，常常外化為一個經濟問題、價格問題。但不安全的時候，就會立即演變成為政治問題、外交問題，甚至軍事問題。所以，對糧食安全的評估，不能僅僅是狹隘的成本、價格的視角，還必須十分重視其衍生的安全意義、政治意義、社會意義。任何負責任的國家，都不能容忍糧食安全出現一絲的裂痕。都會盡力保護本國的糧食生產主權。這是因為失去糧食安全，任何GDP、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都是浮云。韓國、日本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化環境中，都在千方百計抵擋低價糧的誘惑、進攻，對本國的農業生產予以特別的保護和重視。寧可以高成本生產糧食、高關稅保護市場。也要確保糧食生產安全盡可能掌控在自己手里。為什么中國的一些官員，看到國際市場上糧食貿易出現周期性的低價，有小便宜可占，就要情不自禁、主動上鉤呢？糧食安全，是一個國家治理、國家發展的大智慧問題，不應當有絲毫的“占小便宜”的小販思維。

第四、“虛擬水”、“虛擬耕地”是偽概念。糧食安全是一個長期的問題，不是一次性貿易就可以一勞永逸的。今年順利低價購買，明年、后年就不一定能夠順利購買？因此，“虛擬”的東西不可當真。去年中國進口了一億噸糧食，并非“相當于進口了7億畝耕地”。這是一種對糧食貿易的誤讀。也是對糧食安全的誤導。它掩蓋了中國自己的耕地資源的問題、生產潛力問題、經營方式問題。按照這種推理，如果將來中國十年進口了10億噸糧食，豈不就是說中國總共進口了70億畝耕地？水的問題同樣如此。耕地和水是兩種最重要的永續性資源。其國土屬性是固定的。是不能貿易的。因此，在地緣政治和國際貿易中，它只有掌控在自己國土范圍內，才會成為穩固的糧食安全的物質基礎。才具有糧食安全的意義。這一點與資本不同。與一般的商品不同。如果都能夠以國際貿易的方式搞定。以色列在沙漠里費勁地搞“滴灌農業”干啥呢？猶太人做生意天下無敵，為什么不進口幾億噸糧食就順帶把耕地、水源搞定呢？還用得著與阿拉伯人為了幾塊土地打得不可開交？因此，部分官員、學者對于國家的糧食安全，還是缺乏深刻的戰略意識。骨子里還是茅于軾的小販思維。便宜的東西不買白不買。有錢就可以買到一切。對重要的耕地、水源、糧食，就是看不到價格以外的重要的價值。在部分官員看來，只要發揮工業化、城市化賺了錢，就可以任意購買。所以，才肆無忌憚地以“虛擬水”、“虛擬耕地”替代“真實水”、“真實耕地”。自欺欺人。北上廣深津，五個東部沿海城市率先垂范，中西部城市成都、武漢、長沙、南昌、西安、鄭州、合肥、西安、蘭州、貴州、昆明等等迅速跟進。誰都不愿當生產糧食的“冤大頭”。但誰都希望有人當生產糧食的“冤大頭”。由此，中國的糧食安全，陷入一種全面的“囚徒困境”。我國如果繼續坐視不管，不改變農地制度、糧食安全制度，一場糧食安全的危機遲早爆發。這有點類似“龐氏騙局”。

第五、2001年中國加入WTO是一個根源性問題。從1986年到2001年，近15年的艱苦的“入世”談判，現在看來，其實質就是以開放農業市場來換取發達國家對中國開放工業品市場。所以，今天中國現在的糧食進口趨勢，是在2001年12月卡塔爾的多哈會議時，就已經確定了。降低農產品進口關稅、全面開放農產品科研、生產、流通、儲備和貿易，使得中國“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的脆弱的農業不得不直接與國際農業大公司PK。博弈的結果自然就是節節敗退。其中，糧食進口的增加是必然的。首先是大豆，然后是玉米、大米、小麥。當這種趨勢一旦形成規模、不可逆的時候。國際糧價的上升是必然的。超過國內的“地板價”也是必然的。美國，絕對不可能以補貼的方式為中國提供長期的糧食安全。相反，美國糧食出口政策的成功，不僅會繼續鞏固美國已有的糧食安全，而且還會在國際市場上大賺一筆。說不定賺的錢，比補貼還要多。而且，還會通過糧食這種“特殊的武器”控制世界政治版圖。但是，中國屆時恐怕已經沒有退路、沒有選擇。各地的糧食生產的基礎設施，除了耕地，包括灌溉渠道、水庫、種子、技術服務等，由于長期的廢棄，而很難恢復生產。另外，還有“無人耕種”的問題。由此就只能通過國際貿易來滿足國內糧食安全的剛性需求。也就是說，如果目前國內的這種危機趨勢不能得到根本的改變，中國可能在10年以后，會既犧牲掉糧食安全，飯碗被它國控制，又必須支付高昂的“天花板”價格。稻谷、小麥、玉米的價格肯定會翻上一倍不止。大米的到岸價漲到2000美元/每噸也毫不奇怪。

這就是布朗描繪的“中國會饑餓世界”的前景。這確實將是一場世界性的悲劇?？上?，布朗先生一邊挨罵，一邊預測被證實。

全球農業資源是有限的。耕地、淡水就這么多。會對糧食增長構成“短板”約束。因此，不能夸大育種技術的意義。而全球人口還在緩慢增長。2011年已經超過70億人，2030年會達到90億人。所以國際糧食貿易會是越來越明顯的緊平衡。貿易量甚至有可能會出現一個下降趨勢。在這種國際背景下，各個國家都只能“自掃門前雪”。寄希望于它國的糧食安全輸出，越來越不現實。目前，全球谷物的貿易總量在2.5億噸左右。中國一旦以高昂價格在國際市場上搶購，則必然就有一些經濟落后的國家無法獲得糧食這種生存性資源。這是一種“零和博弈”。所以，中國以國際貿易保障糧食安全，將必然導致一些國家，尤其是窮國失去糧食安全?；蛘叻催^來說，一旦一些國家通過國際貿易、或者其它手段獲得了糧食安全，則中國就會有相當一部分群體會陷入饑荒。屆時，這數億噸的缺口在哪里去填補呢？難道要把幾千萬畝水泥地復墾？難道要在山坡上搞“退林換耕”？所以，習總書記說“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是冷靜的、正確的。

但這并非是拒絕國際貿易。更不是閉關鎖國。國際貿易可以為中國的糧食生產安全帶來很多積極的機會。作為一個東方國家，要善于利用祖先的智慧。如“將計就計”、“順水推舟”。中國完全可以利用這些機會來鞏固自己的糧食安全，提升糧食生產潛力。從而立于不敗之地。所謂“自勝者強”。同時適當地賺取貿易利潤。而不是任由各地的小販思維泛濫成災。借此逃避責任、遺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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