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目標任務，作出了一系列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論斷、新部署。適應“三農”新的發展形勢需要，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重點提出“加強農村法治建設”，農業立法被賦予什么新的使命？記者采訪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振偉。

　　劉振偉介紹說，農業立法工作是與農村改革發展實踐相適應的，新中國建立至今，農業立法工作從以前主要依靠政策調整進入了既依靠政策調整、又依靠法律調整的新階段，可分為起步、鞏固、停滯、全面啟動、法律體系形成、調整完善六個階段。目前，我國已建立起以農業法為基礎，以不同領域專門農業法律為主干，以有關法律中的涉農條款為補充，輔之以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多層次、全方位的農業法律制度。截至2014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現行有效農業法律有25部，國務院制定涉農行政法規76部，各地還制定了1300多部農業地方性法規。這些法律法規的頒布施行，對保障和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農業法治建設上，還有哪些工作需要完善？劉振偉認為，一是一些重要領域的立法尚未完成。目前的25部農業專門法律，大多是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制定的，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渡色彩較濃，不少法律的條款已不適應當前深化農村改革的實踐需要，急需修改，如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漁業法、森林法、種子法等。另外，還有一些重要法律至今尚未制定出來，如糧食法、扶貧法、農業投入法、農村金融法、農業保險法、農田水利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氣象災害防御法等。農業立法任務相當繁重。二是一些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強。法律通常包含法律原則和法律規則，由于多種原因，現行的一些農業法律原則性和倡導性的規定多，具體的法律規則較少，可操作性不強。有關農業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一致性問題、與農業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制定問題、法律與政策的銜接問題等，也是農業立法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三是農業執法隊伍和執法能力較弱。在農業法治建設實踐中，長期以來，對執法重視不夠，農業行政執法主體和執法行為不夠規范，一些參與執法的事業單位，法律地位大多不明確、執法者權威性不夠。

　　在談到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涉農立法的重點時，劉振偉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決定部署及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精神，農村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深化農村改革，要善于利用立法決策，將黨的“三農”政策及時歸納、轉化，使之更加系統、規范，將立法與農村改革發展實踐融為一體，發揮引領、推動和保障作用。今后，涉農立法工作要關口前移，要緊扣農村改革主題，及時總結成功經驗，加快推動相關立法。立法只有與實踐緊密結合，法律才能回歸本位、樹立權威。切實保證農村重大改革先立后破、邊立邊破，有序推進。

　　劉振偉說，農業立法要適應農業基礎性、弱質性、市場經濟滯后性和農業準公共產品性質的特點，切實加強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建立農業投入的穩定增長機制，充分利用財政、稅收、信貸和保險支持等手段，增強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活力。涉農立法要統籌考慮：一是統籌協調農業生產全過程。在推動農業產業發展方面，要跳出傳統農業概念，既考慮生產，也要考慮包括流通、加工、消費在內的整個產業鏈條。在農村金融服務、農業保險、資本市場等方面，涉農立法要主動涉足。二是統籌協調資源的保護與利用。過去農產品長期短缺，主要考慮供給問題，高產是唯一目標，不惜用竭澤而漁的方式使用資源，農業生態環境已不堪重負。今后考慮問題，要利用與保護并舉，考慮可持續發展。三是統籌協調農業增產與農民增收。農村改革30多年過去了，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距是拉大的。對此，立法要給予足夠重視。四是統籌經濟發展與社會發育。農業的現代化和農村的現代化需要同步推進，農業立法在突出農村經濟發展這個重點的同時，也要注重調整和規范農村社會發展，大力提升農村社會事業服務水平，下大氣力推進城鄉一體化，最終實現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

　　劉振偉介紹，目前已列入立法計劃的涉農立法項目有：制定糧食法、農村扶貧開發法，修改種子法、森林法和漁業法；已經啟動前期準備工作的立法項目有：農村金融立法、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法、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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